关于浩然的作文,描写浩然的作文

苏子有词曰：“堪笑兰台公子，未解庄生天籁，刚道有雌雄。”我以为，将多数、少数与强势、弱势相提并论，与庄子驳斥的“小大之辩”无异。多少、强弱是相对概念，会随环境不同而发生转化;值得我们反省的，在于是否有为自己所处立场负责的自觉。

在人类长期相扶相依的农业社会环境中，与多数群体保持一致无可厚非。然而，一个社会的先进性，在于它对少数声音给予的宽容和支持。两千年前的“轴心时代”即是最好例证：西有雅典学院，东有诸子百家，无论是犬儒主义者、花园哲学家，抑或儒、墨、道、法，都能在此发声并实践自己的理论。究其原因，正是开明的社会环境给予少数先锋者最充分的“第二种自由”，而这种宽容的姿态，需要多数中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觉解。

相反，如果缺乏这种自觉，身处互联网这个“热媒介”中的我们会陷入麦克卢汉描述的“自恋昏迷状态”，如同镜中的那喀索斯一般沉迷于暴涨的群体力量。人们只需复制一批毫无内涵的文字组合，就能在这场虚拟狂欢中分一杯羹，全然不顾所谓的“人文关怀”或是“针砭时事”是否真的来自“自己心底的真心、善良、诚实、正义”。长此以往，群体的愚昧会演化成多数人的暴政，这显然与维护宽容氛围的初衷相悖。

几千年前，孔子和弟子们就说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君子，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于喻于利。”君子就是一个品行，德行双重完美的形象。而今“君子”又有了更新的含义，君子是逆行而上的孤勇者，是默默付出的平凡人，是浮躁社会的一股清流，善其身，亦善其人。

君子坦荡方能笑面沉浮，自信人生方能破局出新。王安石与苏轼、王安石政治上不相合谋，却能在对方遇困时救人于衣火，虽没有实现政治得意，但他们在道德上都实现了君子的高义。君子坦荡，应是李白这样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也甘于“明朝散发弄偏舟;而不是阮籍嵇康这般躲躲闪闪，佯狂自保。行为猖狂随意，却只是在小院中唱着一个人的哀歌。以自信本性为马，方能行万里不知疲倦，以之心为舟，才能在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。少年沉稳方能策马扬鞭，甘于寂寞才能有始有终。李大钊说，世间一切光明，都从寂寞中来。无疑这一窗下随笔，是那个时代黑夜中前行的坚定信念。在经历文艺运动改造国民思想的挫败后，鲁迅在抄石碑中“渐渐消去生命”，发出失望的“铁窗说”，但是鲁迅默认为了寂寞，从一个“觉得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”变成了一个踽踽前行的独行狭，即使没看到黎明的曙光，但是那犀利的文笔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许多人。或许，优秀的少年来自大江南北，但他们终是甘坐冷板凳，不驰于空前，不骛于虚声，在各自的轨道上大放光彩，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。

“一点浩然气，旷达传千秋”。当英雄的生命如流星划破苍穹，却没有随世间喧嚣散落，我思索，是一种怎样的气概让豪情冲破了俗世的逆流?

思索中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并不伟岸的身影，他伏案灯下，眉头紧缩，目光如炬望向窗外沉沉黑夜。鲁迅先生，他一人一笔，走遍天涯海角;他满腔愤懑，唯有寄托于文字。强敌如林，他从未低下高昂的头颅，艰难世事，造就了他的慷慨大义。他的文，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;他把困难磨成墨，把现实当作笔，挥毫写下一篇篇深刻犀利之作。作为那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，为了唤醒沉睡在暗夜里麻木愚昧的国人，他奋笔疾书，针砭时弊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甚至不惜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。因此，英雄未必伟岸，英雄未必抛头颅洒热血，但英雄一定有自己的担当。

英雄在前行的路上往往孤独而寂寞，因为英雄是时代的先行者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英雄。1936年在纪念鲁迅大会上，郁达夫无限悲痛地说：“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，但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。”这一席话，让在场所有人为之肃然，也时刻警醒着后世之人。是啊!中华民族每前行一步，都有无数英雄付出了血汗甚至是生命，他们或抛头颅、撒热血;或浴血奋战勇敢前行;或以笔为刀深刻剖析不惜剜掉深植于我们民族深处的毒瘤，给我们新生的希望。这样的英雄我们都不懂得敬重爱惜，我们的良知何在?良心何在?